博思文化网1.毛概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
第一，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通过事物内部矛盾而进行的对自身的否定。第二，辩证的否定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其二，否定是事物联系的环节。第三，作为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之统一的辩证否定是扬弃。
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就是要对一切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反对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必须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当然这种继承只能是有批判的继承，批判和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既要反对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
对于外国文化，要采取有分析、有选择、有批判的借鉴和吸收的态度。要以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视野，大胆吸收外国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与此同时，又要批判和抵制外国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东西。对于外国文化，既不应全盘照搬，也不应一概排斥，而应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吸纳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建立既能体现现代世界文明水准又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2.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意义
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审视历史、解剖自身、创造未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运用文化结构分析的理论工具，我们可以厘清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即，在物态文化方面，尽快完成从自然经济型农业文化向商品经济型综合产业化文化过渡，在制度文化方面，清除宗法关系的遗存，打破“家国同构”定势，建立起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公正、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规范和政治格局；在行为文化方面，继承“礼仪之邦”的文明遗产，同时革除其烦锁、僵化的历史积垢，重塑中华民族文明、礼貌、活泼、雄健的精神风貌；在心态文化方面，发扬伦理文化注重道德修养，调节人伦关系的优长，以避免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与道德沦丧二律背反的历史悖论，同时高扬科学意识，倡导理性思辨，将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训诫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时代观念结合起来，在推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成民族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现代转换。当前，史们应该特别注意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变革相对于物态文化演进的“滞后性”特点，在加速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理性精神和求实态度继承传统，变革传统，从而创造生机蓬勃的21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哪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 第一、国以民为本。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民本”。
《尚书·五子之歌》中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指的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倡导的“富强”“民主”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关注民生，唯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昌盛，这是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 第二、博爱、公正。
从社会层面来看。《论语·卫灵公》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指要顾及他人感受，不能将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孟子·滕文公上》中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教导人们要彼此关心、互相扶助。《孟子·梁惠王上》中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指在赡养老人、抚育孩子时，也应顾及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老人及小孩。这些强调博爱的论述都是以“和谐”为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反映。
第三、修身、图强。从公民层面来看。
《周易·乾》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指君子应发奋图强、勇于拼搏、永不停息。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指国家存亡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要求人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求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德修身。
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有关公民层面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民族精神、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在当今仍有借鉴价值意义。
4.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在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就儒、道关系而言，一般持儒、道对立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主流，为入世哲学；道家哲学则为出世哲学，自价值观上两者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对立。
还有一种稍做变异的观点：儒道互补——积极入世的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体意识，而当其于现世中受到阻遏时，作为思想信仰的另一个极端，道家思想则为被现实淘汰了的竞争者们提供了心灵的归宿。一些怀着厌世情绪的人，便以道家思想作为心理的安慰与寄托。
诚然，儒、道哲学作为不同的哲学思想派系，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二者又同是中国古典哲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价值取向、审美境界、思维方式等方面，带有根本性的相同点。 一、境界哲学的认同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无论是从哲学的思维模式，还是从哲学自身的价值取向等主要方面都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
在人格修炼上，孔子追求的是“无过亦无不及”的境界，老子则提出寻求“无尤”——无过的人格准则。老子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形象比喻，提出“处下”、“不争”而“善利万物”的理想人格，指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认为圣人是为了“救人”、“救物”而出世，以致在现世中达到“无弃人”、“无弃物”的境界；在“仁者爱人”、“克己复礼”这一纲领性命题的支配下，孔子也提出：“君子无所争。”
这两个关于圣人形象的描述，真如一模而铸。在价值追求方面，老子认为，由于天地之“不自生”而循自然之道，故乃长久。
由此，他提出在人道上，亦应法天道，循其自然。孔子也恰好寻觅到了这一人生哲学的路径：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在孔子看来，智者当然是现世中的聪明人，他们在动而似水的社会中进取、拼搏而获得个人的成功与欢愉，而仁者则是更高一筹，他能做到“处静”的境界，而获得“寿”——长久的境界。这种价值观上的境界态，真可谓殊途同归。
另外，儒家信守“中庸”的思维方式，支配其行为的准则是“无过而无不及”的恰到好处；老子“守中”命题的提出，恰好和儒家形成了遥相呼应。儒家认为，万物皆乃阴阳二气相“和”而生，即所谓的“和实生物”；老子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由和而达常、恒、长久的境界，自身逻辑体系严密，同时也再现了“中庸”的思维路线：“中庸”寻求和谐的社会，认为圣贤同于百姓；老子批评统治者称孤道寡而致失和，认为“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
老子认为，圣人当具有“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形象。由此，他对理想人格做出了一系列的描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算；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这与孔子提倡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人格概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二、思维方式的趋同 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因此，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而儒家所尊崇的“天人合一”，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以解释自然的思考方法去解释社会。
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由此，人要长寿、社会要长治久安，亦当仿行此自然之“无为”之治。孔子曾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其意思很明确：孔子赞颂大舜能够惜民、爱民、于民因势而利导之，顺其自然；于社会、人事不枉加之人为、权力的干涉。
因此百姓因其自然而安，社会依其自然而久。故此，孔子赞扬到：大哉！舜乎！唯其能法天而矣。
由此我们认为，孔儒与老道既然有着思维方式上的认同的基础，那么，其后之合流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两者对立的根据。 三、价值取向的趋同 儒家重民为其哲学基点，孔子曾提出“泛爱众”、“富而后教”等理论观点，视民为国之本。
老子认为，成圣的目的在于济世救民，“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显然，两者具有一个相同的思考基点。
在人的观念上，儒家认为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老子恰又提出人与自然并举，摒弃传统的人为自然的奴隶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这又是一个极为明显的趋同。在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方面如战争问题，老子反对战争，认为，“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孔子赞扬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因而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儒与老子哲学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趋同性，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儒、道合流的渊源何在呢？老子主张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顺其自然、避免过分的人为干扰，“无为而无不为”。
孔子首倡儒学，虽是提倡积极有为的创造与进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其前提仍是尊重规律，反对妄为。可以说，自哲学建立的思维基础方面，两者就结下了缘分，这就为其哲学的建立及其发展方向上的趋同，奠定了基础。
在评判人的价值方面，道家似乎追求出世，但实质上，老子哲学是从反面肯定人的价值：面对现。